林峥扑进公园，就像日常路过一座公园，想起一些记忆里的呼应和关联，便走了进去，慢慢地走，细细地看。
和公园更直接的记忆同属于林峥这一代“80后”:童年时,学校组织去公园春游和秋游;晚饭后，和家人去附近的公园散步;大型节假日，公园里贴满庆祝的标语，热热闹闹......公园像一代人的背景音乐，始终存在，贯穿日常，但它作为一个空间，作为故事的发生地，很难让人在回忆某个人或事件时，先想到公园。
研究公园的缘起，也不在于公园本身，而是城市，是人。在做北京城市研究的过程中，林峥发现公园在大量清末民初的文学作品屡屡出现。于是，她同导师陈平原聊了这个选题。陈老师说:“我曾经打算退休以后写一本书，叫做《来今雨轩的过客》，现在这个题目送给你了!”
来今雨轩，曾是北京中山公园的著名茶座，而“过客”，则是那段历史中闪闪发光的主角。他们汇聚于公园，又将公园带到了林峥面前。
于是，对林峥来说，逛公园这件事，开始变得层次丰富起来。
西直门附近的北京动物园，曾是晚清北京建立的具备公园性质的“万牲园”。穿过大象、猴子、斑马等动物散发出的味道，可以抵达建于1908年的畅观楼。这里曾经是慈禧的行宫，梁启超也在这里举行过文人雅集，一个名为荣庆的高官钟爱这里，他乘坐苏式灯船，赏荷听曲，照相品茗。而现在，声音嘈杂，味道浓郁，你又想起这一切的起源。
故宫旁的中山公园，柏树林立，这里是民国北京建立的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园。你走到挂着“来今雨轩”牌匾的茶座前，想象这个陈旧的建筑，百年前文人雅客汇集于此，吃茶看报，空气里飘着口蘑鸡、肉末烧饼还有霉干菜包子的香味。鲁迅总和朋友相约这里，徐志摩的聚餐会也在这里定期举办，大的思想变革在这里悄然发生。
往北海公园去，沿着北海北岸的斜坡上行，便能抵达槐林之中的松坡图书馆。若是冬天，北海公园宽广的湖面上必有许多人在溜冰。而在1926年1月31日，北海漪澜堂前，一场盛大的化妆溜冰大会正在举办，人们将自己打扮成火锅 、白菜、莲花、蝴蝶、汽船和印度妇人，在冰上滑行，热闹极了，“观者数千人”。
1941年中南海南海溜冰场花样滑冰的女孩
一次关于特定时代和城市的“公园”的梳理，让林峥强烈地感受到，不同人对于公园的想象，背后折射出的是他们对于当时的城市、甚至国家的文化想象。公园是林峥反观一个时代的通道，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展望未来的切口。他们在对“公园”的无数想象中相遇。
林峥列举了三个人，梁启超、沈从文、梁思成。
“晚清的梁启超对于公园的想象很重要的一点是图书馆。在海外流亡的日子里，他看到欧美城市中不同的公园和图书馆，很受震撼，发现即使很小的城市都会有公共图书馆，反观中国 ，他感到非常惭愧。回国后，他推动了北海公园里几个重要图书馆的建立，包括为纪念他的学生蔡锷成立的松坡图书馆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来此讲学。”
快雪堂松坡图书馆。1924年5月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。徐志摩（右一），林徽因（右二），泰戈尔（右三），梁思成（左一），林长民（左三，林徽因之父）
林语堂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胡适等20位作家教授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合影
“在梁启超这一代启蒙者之后，沈从文可以代表一批受惠于这种公园的人。1920年代，沈从文来北京后，作为一个‘北漂边缘男青年’，他很喜欢去逛北海公园，去北海的图书馆看书。成为京派的文学领袖后，他再次回到北海，在这里举办了《大公报·文艺副刊》的组稿茶话会。1948年，他写了一篇名叫《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》的文章，天马行空地畅想如何重造北平，在北海前的草坪上建雕像群，象征着美育将中华民族从混沌中解救出来。他还借苏格拉底之口畅想，梁思成应该担任负责北平重建规划的副市长。”
“梁思成则有一个Garden City的理念，希望把整个北京建成一个大公园，他还专门为北海画了一个设计图。同时，他试图保留城墙，希望在城墙上植树种花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要打造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。这个想法和他的父亲梁启超及康有为有了呼应。此外，康有为也很喜欢公园，特别是欧洲的林荫大道，他提出要合公园、大道为一体。我觉得梁思成将城墙和公园合一的想法，也暗暗回应了康有为的想法。这又和大半个世纪后，纽约的高线公园——将一段废弃的铁轨进行改造，植树种花，摆放长椅，成为一个可以行走的线型空中花园——非常相似。”
梁思成、陈占祥的北海大桥地段改造方案示意图
但公园的走向不是按照梁启超的想法，也不是沈从文和梁思成的。在一次演讲里，林峥是这么描述之后公园的发展，“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呢?以少年儿童为核心受众的共和国公园的根本功能，在于唤起未来主人翁对于‘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生活’的执政党的感念。这就回到了我最初说的，去公园春秋游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代，看似日常的生活方式背后其实深意存焉。”回到了最初的记忆。
中国的公园如今成了人民的公园，成为“祖国的花朵”的乐园，成为一种新中国生机的象征。一代又一代人对于公园的想象，有些实现了，有些消失了，最后长成如今的模样。
公园就是启蒙
公园的诞生，本身就是一场启蒙。
林峥在书里介绍，“工业革命的发展导致欧美城市急遽扩张恶化，沦为‘梦魇之城’，现代都市规划理念应运而生，其中最具标志性的，是 19 世纪的‘公园运动’(The Parks Movement)——受卫生学观念的影响，人们决定开辟公园绿地，作为‘都市之肺’，从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净化都市及其居民的身心。”公园在西方国家陆续建立了起来。随后，中方使节出使西方，看到了公园，视其为现代都市的象征之一，具备文明启蒙的意义。
当代人恐怕很难想象，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理念中，公园于公民而言，有着“卫生”和“道德”的双重含义，“论市政者，皆言太繁盛之市，若无相当之公园，则于卫生上、于道德上皆有大害，吾至纽约而信。一日不到公园，则精神昏浊，理想污下。”通过公园去培养“身心健 康的公民”。同时，它又承担了教育功能，图书馆、阅报室、讲演厅、陈列所、博物馆、音乐堂、体育场都建于其中。此外，这样一个建于北京内城的公共空间，也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集会场所。“比如少年中国学会，‘五四’以来最重要的政治团体，它的成立和发展，同北京的公共空间有着重要的联系。社团组织需要公共交往，北京的公园作为公共空间，成了活动举办的重要地点。而在南京，因为公共空间有限，当时美国哲学家、思想家杜威去南京演讲，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场所，活动差一点没办成。”林峥说。
如今的公园不再需要发挥它以上的功能了。公民的“卫生”“道德”习惯已经基本建立，教育、休闲的功能被其他更为垂直的公共机构所替代，至于在当时浓厚的文化氛围下，公共空间和文化场域的功能，也被大大削弱。
林峥将公园里的茶座与巴黎的沙龙、19世纪末维也纳的咖啡馆、民国上海的书店和咖啡馆做了比较:“公园对于民国北京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，恰如拱廊街之于19世纪的巴黎。”有趣的是，在书中，林峥花了不少笔墨描写沈从文在公园里散步，观察边缘人群的过程，让人不禁联想到本雅明针对波德莱尔的研究中，所提出的“闲逛者”。
林峥探讨民国时期公园文化场域属性在如今的消亡，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“(茶座)既有西方咖啡馆文化的影响，也有中国士大夫园林雅集的传统。茶座文化空间的形成，既是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在园林或公园进行文化活动的延续，也是当时民国知识分子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，他们在试图寻找这样的公共空间。现在的公园好像失去了这一层的文化意义，线下讨论空间从公园转移到了其他地方，比如咖啡馆、餐厅，而在一些一线城市里，年轻人甚至将自己的客厅开放出来，打造成小型的文化讨论空间。另一方面，这层文化意义的失去也跟地理位置相关。民国时期老北京大部分的公园都在内城，当时除了清华大学以外的重要高校、政府机关(如鲁迅任职的教育部)都在城里，知识分子们的住处离公园都很近。现在，大家不会都住在城里，如果专门找一个公园做文化活动，交通上花费的时间成本非常高。此外，可能也同我们对公园的认知有关。那个时候，大家觉得公园是一个比较高雅的场所，是最现代的空间，而现在公园就是一个日常的空间。”
探究公园茶座和茶馆的区别，也很有意思。从老舍写的《茶馆》，到汪曾祺的散文《泡茶馆》，再到历史学家王笛的专著《茶馆：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-1950》，林峥发现，茶馆本身偏向于底层老百姓。但北京的公园茶座，更偏向于中上阶层。同时，茶座本身具有一种开放性——“王笛那本书里描述的成都茶馆文化和我研究的北京民国时的茶座，有些习惯很相似，比如你可以在茶座喝一杯茶，从早喝到晚，中间可以出去溜达、吃饭，只要把茶杯留在那里，就可以随时回来。”
茶座也不像咖啡馆那般封闭和私密。人来人往，报纸满天飞。“卖报人会专门去茶座，看到有像知识分子的人，就将一叠报纸放在他面前，翻阅完后，这个人会放一个铜板在报纸上，过一会儿，卖报人就会将报纸和铜板收走。像一个流动的报刊亭，或者说，像我们现在看的朋友圈——你得进入到那个地方，才能看到这些信息，偶遇不同的人。”
新式恋爱的顶级想象:
一个女学生，
和自己的心上人一起逛公园
和公园相关的老照片中，有这么一张让林峥印象非常深刻。
这是一张1940年代拍摄于中南海公园游泳池的老照片。一个年轻女孩穿着泳衣，站在泳池边，正对着镜头，左手叉腰，右腿微微弯曲，头发卷曲湿润，身姿在身后粼粼水池的衬托下非常美丽。她低头望着面前赤裸上身、穿着泳裤的男孩，露出一个和身体一样舒展、自然的笑容。这张图片给林峥的冲击特别大，“1940年代的女性，就可以这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情欲”。
公园似乎总是和情欲的发生紧密相连。林峥在书中提到，当时凡是和恋爱相关的场景都发生在公园里——“从万牲园开始，公园向男女一律开放，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，青年男女想要打破包办婚姻的束缚，希望社交公开，婚恋自由。”而光明的另一面，则是暗娼盛行，城南游艺场这样的地方，除了恋爱，还会有性交易、色情演出等。为此，“张恨水特别警惕公园、游艺园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的腐蚀。”
林峥从公园的源头去看这个现象。“中国的后花园，似乎天然和情欲挂钩。比如《牡丹亭》里的‘游园惊梦’，就发生在后花园。它是一个处在封闭和开放、文明和自然之间的空间。某种意义上说，公园有一点延续了后花园的功能。”
回归到清末民初去看公园与爱情，“女学生”这一形象显得尤为饱满典型。
“五四”运动的价值体系中，独立自由的新女性及新式恋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。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有天然的隐蔽性，给当时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恋爱场所。除去约会，不少女师大的学生也喜欢一同逛公园。林峥提到，“女师大的四名女学生，又称‘四公子’——庐隐、王世瑛、陈定秀和程俊英——她们会做民国女学生的蓝布裙，裙边绣上花边，一起漂漂亮亮地穿着统一设计的服装去中央公园、北海公园玩耍。庐隐和石评梅毕业后成了好朋友，她们也特别喜欢去公园。庐隐的小说大部分有自传色彩，里面大量写到石评梅和高君宇在陶然亭公园恋爱的经历。此外，冯友兰的妹妹冯沅君，也是女师大的学生，后来写了《隔绝》系列，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，讲述新女性如何追求婚恋自由，其中大量的故事也都发生在公园里。”由此可见，对于‘五四’新女性的友谊、爱情而言，公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场域。
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则呈现了区别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另一面。《啼笑因缘》中，男主角樊家树和鼓书艺人沈凤喜约在城南公园见面，“那天，沈凤喜特意扎了两条大辫子，穿着白布衫蓝布裙，典型的女学生打扮。她心里特别开心，觉得自己也像个女学生了”。张恨水在另外一部小说《春明外史》中，也有提到“女学生”这一形象。“当时的男性觉得女学生是一种时髦，所以在城南公园外，有一些妓女会穿上白上衣蓝布裙，在胸口插上一个自来水钢笔，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招揽顾客。这些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对新式恋爱的想象——一个女学生和自己的心上人一起逛公园。”林峥说。
时至如今，公园依然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好去处，同时又延伸出更多和情欲相关的、或明或暗的功能，比如相亲、老年人恋爱、同性恋性交易等。相比于公园作为休闲、教化的场所，以及作为文学空间的影响，情欲在公园中的自然发生则显得尤为暧昧——它既可以分外的敞开又可以极致的隐蔽。
当然，我们所讨论的民国公园的种种都已经消失大半。重新进入公园里，我们未必还能触碰到那个时代的气息。但林峥提醒了我们，逛一座公园，是可以去思考，公园为何成为今天的模样，公园作为公共空间，背后的权力机构对其又有怎样的设想;它是如何规训和影响一代人，又是如何传递某种精神。
而我们在当下，为何又将视线投向公园，为何在线上线下娱乐活动如此丰富的当下，我们还乐此不疲地在逛公园?
不如回答一下，为什么你出现在公园里?
Q
伍迪·艾伦拍了一个《午夜巴黎》， 主角穿越到那个黄金时代，穿梭于派对间，结识了当时的大文豪和艺术家。如果你可以穿越到民国的公园里，你希望能进入到哪个场景之中?
林峥：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，如果可以穿越，我希望能穿越到民国时期20年代的中央公园，那时候胡适、徐志摩、林徽因、梁思成、凌淑华，甚至还有陆小曼、王庚他们，会定期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举行聚餐。我自己很感兴趣的清末民初的人是梁启超和胡适，我也很喜欢林徽因和梁思成，又很好奇徐志摩——为什么是20年代，因为1931年徐志摩不在了。所以我很想去20年代这种自发的、有规律的周末聚餐会。后来这种聚餐会慢慢形成了新月社。到了30年代，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会定期在来今雨轩举办组稿会。和之前的聚餐会的形式基本相似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